女性角色（尤指母亲）作为孕育新生命的主体在影片中始终缺席，姑姑的初次登场又将媒介用作缓冲，甫一开始强调的实际缺失所带来的失衡放大至社会或可视为强权鱼贯而入的辅因，再联系韩国殖民历史（电影本身同样指涉明显），宿主（The Host）对准美国不言而喻，其直接结果是传统公职人员如医生警察社会角色的畸变，女子推理社第二季甚至可以推及怪物的出现（如开头），间接则导致社会系统解体——无法创造“新”生命（宿主汲取营养）、政府充当傀儡、出现重复性动作（进-出是贯穿全片的模板）、虚构病毒制造恐慌（不惜误导观众：宋康昊模仿怪物、红路灯路口），但怪兽被消灭并不意味着支配者退场（美方只是归咎于misunderstande），综合种种，韩国的处境与下水道中的女孩更像，结局其实挺悲观的。